卫生部


母婴保健监督行政处罚程序
卫生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加强母婴保健监督管理，依法行政，根据《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查处违反母婴保健法规的行为，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
第三条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违反母婴保健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本程序。

第二章 管 辖
第四条 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 设区的市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查处以下违法行为：
（一）上级交办或者下级报请查处的；
（二）直属医疗保健机构的。
第六条 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查处以下违法行为：
（一）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的；
（二）上级交办或者下级报请查处的；
（三）直属医疗保健机构的。
第七条 卫生部负责查处的违法行为：
（一）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
（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请的。
第八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现查处的违法行为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第九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现当事人有在其他地区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通报有关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第十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由上一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一条 需要移送的案件，由移送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填写《违法案件移送书》（附表1）。
受移送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案件查处结果函告移送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第三章 受理与立案
第十二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下列来源的案件：
（一）在实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发现的；
（二）上级部门交办或者有关单位移送的；
（三）举报有据的。
受理案件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填写《案件受理登记表》（附表2）。
第十三条 经初步调查，认为应予立案的，母婴保健监督员必须填写《立案申请书》（附表3）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审批。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应在接到《立案申请书》后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立案的决定。

第四章 调查与取证
第十四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已经批准立案的，应当建立由母婴保健监督员组成的案件处理小组。案件处理小组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案件处理小组的成员称承办人。
第十五条 承办人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承办人的回避，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决定。
对承办人的回避作出决定前，承办人不能停止对案件的调查工作。
第十六条 案件的调查和取证，必须有两名以上承办人参加，并向被调查人和被取证人出示有关证件。
现场调查应做好现场调查笔录（附表4）。
第十七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和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第十八条 调取的证据应当是原件、原物。调取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由提交证据的单位和个人在复制品、照片等物件上加盖印章，并注明“与原件相同”字样或文字说明。
第十九条 承办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违反母婴保健法规的行为，均要当场取证。
第二十条 凡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为定案证据。
第二十一条 涉及国家机密、专项技术或者当事人隐私的证据材料，承办人应当予以保密。

第五章 定案与送达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结束后，承办人应写出案件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案由、案情、违法事实、处理意见等。需要作出行政处罚的，填写《行政处罚意见书》（附表5）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审批；重大、复杂案件的行政处罚，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公会议审议。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或办公会议应在接到案件调查报告、《行政处罚意见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具体决定。
第二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由承办人填写《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附表6），并送达被处罚单位或个人签收。
被处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不在的，交该单位其他负责人或收发管理人员签收；被处罚个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
第二十四条 拒收《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的，承办人应邀请有关人员到场并说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回执》（附表7）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承办人、见证人签名（盖章），将《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留在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处，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五条 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用挂号邮寄送达，当事人的签收日期即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六条 对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轻微违法行为，可现场给予处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对收到的罚没款和没收物品，必须向当事人开具收据。
实施现场处罚的监督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将处罚对象、主要违法事实及证据、现场笔录、适用的法规条款、处罚等情况，报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填写《母婴保健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附表8），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结 案
第二十八条 对于行政处罚决定，被处罚的单位或者个人自觉履行或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完毕，案件即为终结。
第二十九条 违法案件查处完毕，填写《行政处罚结案表》（附表9），按国家档案管理规定存档。《行政处罚结案表》应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于每年二月底前报卫生部。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略）



1995年8月4日
经济纠纷？合同诈骗？抑或职务侵占？

钟 伟 苗



案情介绍：1995年3月，原浙江省诸暨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简称四建公司）中标获得了上海延安西路第二小学综合楼、上海场中路芳苑住宅D\E型多层住宅和C型高层住宅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承包权，工程总预算为2189万元。建设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建设方按承包方的工程进度向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合同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备条款。此后，四建公司聘请王某（非四建公司职工）担任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与他签订了《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上述所有的工程项目，四建公司预先按总工程款的一定比例提取税收、“管理费”和“安全保证金”、“工程保修费”等费用，其余工程款项由王某按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申请拨付。《协议书》还规定，对承包方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承包方的条款，王某必须保证履行并负法律责任。《协议书》同时规定了四建公司要解决王某工程施工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并要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至案发时，建设方共拨付给四建公司工程款2134.1万元，王某以付民工工资（用现金）和购工程材料（一般用支票）为名从四建公司领取2051.7万元（其中现金493.9万元，转帐支票1557.8万元）。经查，王某实际只付民工工资391.7万元（工程材料款问题至今未查清），把现金用于其它工程项目开支19.2万元，王某对其余款项无法说明去向。由于王某的不当做法，致使四建公司已被迫重付民工工资66.6万元和材料款等97万元（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四建公司，法院已判决四建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工资或材料款。还有多少债权人会起诉，不得而知）。另外，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反映，王某在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担任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中医院教科病房楼工地负责人期间，采用了同样手段，获利70多万元。

王某于1997年9月28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名义刑事拘留，1998年月1月9日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12日被诸暨市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出台前的罪名为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某不服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29日以王某系挂靠经营、其不是四建公司职工等理由，认为王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特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时至今日，一审法院仍未重审，公诉机关已撤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然公安机关既未补充侦查，也未撤案。

对于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问题争论较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属于经济纠纷，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1、从四建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内容看，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者是王某个人，四建公司除按很小的比例提取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工程风险，且该工程项目的中标，王某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王某的所谓承包经营实际上是挂靠经营；2、王某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3、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有权支配工程款。因此，王某既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至于四建公司被迫重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的问题，则是四建公司同意王某挂靠的直接法律后果，四建公司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王某追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开始“承包”前，四建公司发文任命王某为上海工地的负责人，表明王某具备了职务侵占罪所必需具备的“职务”；2、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领取并侵吞民工工资的行为十分明显，且数额巨大；3、王某主观上是故意，且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的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然后才能正确定性。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事实上确属四建公司内部责任制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首先，要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责任制”进行本质区别。分析生产要素是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唯一手段。“内部承包责任制”协议的发包方必须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场地、技术、设备等，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的被挂靠者却不提供任何生产要素，只提供“牌子”（虽然个别情况下“牌子”也是生产要素，但在这种情况下，“牌子”只是“承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本案情况看，如果四建公司不但提供了“牌子”，而且事实上提供了工程所需的必要的技术服务，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和质量管理，加上已查明的四建公司按工程进度向王某拨付工程款等情节，那么完全可以断定，王某和四建公司的关系决不是什么“挂靠”关系，而是“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虽然，双方协议中有许多条款不合理或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双方“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的事实。其次，要搞清王某从四建公司领取的款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按照银行操作的基本规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建设单位拨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一旦进入四建公司的帐户，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四建公司。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欺骗手段从四建公司领取款项加以侵吞的行为，侵犯了四建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第三，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正确理解。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方便条件，如公司经理利用自己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处置单位财产的便利，企业会计利用自己有权管理财务的便利等等。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的，都要以职务侵占或贪污行为论。当然，这里的“职务”既可以是“正式职务”，也可以是“临时职务”，甚至可以是“兼职职务”。而且，事实上，企业劳动用工形式早就实现了多样化，“正式职工”的概念正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时鲜概念是“合同工”或“临时工”、“兼职兼薪”等。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侵吞了该职务所归属单位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王某虽然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但他作为四建公司上海工地的负责人和《协议书》中的“承包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某的“职务”是一种“临时职务”或“兼职职务”。而且，王某确确实实是利用了他的上述“职务”便利，从四建公司代领取全部民工工资款和以代付工程材料款为名领取工程材料款，并隐瞒了其实际上不付或少付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并进而加以侵吞。王某的这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产的一种表现方式。第四，从主观上看，王某先前曾用同样手段侵吞了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70余万元，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故王某认为此举有空子可钻，因此，其继续用这种方法从四建公司捞一笔。可以肯定，王某与四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只是其实现侵占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不易被识破，但经过综合分析，就会发现王某的犯罪故意是十分明显的。从王某“承包”工程后的生活豪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五，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实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第六，王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

第二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与四建公司的关系确实属于挂靠关系，那么，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按老刑法规定，罪名为诈骗罪，刑期一样）。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四建公司多次“自愿”地向其“拨付巨款”，并从中加以侵吞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笔者持第三种观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311800

电话：0575-7014846、7871949

Email:zhongweimiao103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