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

龙城飞将


　　关于梁丽案件，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本来想收笔，转而写点别的。但前几天进入到雅典学园，看到首页推荐阅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细读之后，感觉院长确实有许多高见，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法律就是法律
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

　　何兵教授说，梁丽案件的“处理结果虽然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由此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社会应当高度警惕。有可能像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处理的结果是，老太倒地无人扶，而梁丽案可能的结果是，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
　　教授想说什么呢？结合何先生在文章后面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深圳检方没有以盗窃罪起诉梁丽，但梁丽的行为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所以应当由东莞的珠宝公司以侵占罪起诉。
　　但东莞公司表示过，不以侵占罪去起诉。这样，教授只能遗憾了。依何先生的观点，梁丽构成了盗窃罪，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逍遥法外”。
　　如果把教授的话倒过来，也可以说，梁丽案件虽然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但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可以确定，这里讲法律，是指刑事法律，即根据刑法的规定，梁丽是否应当被判刑。
　　深圳检方已经做出了决定，梁丽行为不适合以盗窃罪处理。同时，所有支持梁丽的人们，不会赞同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法律就是法律，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

在机场拾得物品
不能直接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

　　教授认为，“假如此类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机场的某些工作人员如果知道在机场‘拾得’物品，法律上仅有返还的义务，有人将会贼心频起……乘客们将会变成弱势群体”。
　　毫无疑问，乘客们进入机场、车站、码头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东西不被偷窃或遗失。而关注乘客物品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职业盗窃犯罪嫌疑人，一类是如梁丽等机场员工。职业盗窃嫌疑人事先谋划好想盗窃旅客的财物，梁丽等人只是顺手牵羊式的拾。即使把梁丽这种行为定性为侵占罪，旅客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有一类人就是盗窃犯罪嫌疑人在更加关注着旅客的行李物品。
　　所以，无论梁丽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旅客们都不能在机场、车站和码头掉以轻心，不认真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
　　反之，不能由于一些旅客不想在机场这种公共场所认真地看管自己的财物，就把梁丽一类“拾”的行为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

拾得别人遗忘物品
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饰品，显然不是遗弃，只能是遗忘。
　　拾得别人遗忘的物品，可能构成侵占罪，但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构成侵占罪。
　　教授正确地指出，“拒不交还”是指行为人拒绝交还非法侵占物的行为。法律未明之处在于，“拒不交还”是指被害人或他人发现后拒不交还，还是指行为人自已发现系遗忘物，在可以交还时，拒不交还？具体到本案来说有两点必须研习：一、梁何时产生交还的义务？二、什么才是法律上的“拒绝交还”？
教授引用《深圳机场旅客遗失物品的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凡捡拾到旅客遗失物品原则上必须在当天（最迟不晚于次日9时）由捡拾物品的本人或单位相关负责人交候机楼失物招领处”，确认梁丽未履行返还的义务。这是对的。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未履行返还义务，并不能直接定性为刑法上明文规定的“拒不归还”？
　　“拒”，这一字之差，会在行为人身上产生由无期徒刑（若以盗窃论罪）或五年徒刑，到无罪释放的司法蹦极！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权利，不能不认真对待！
　　梁未依制度规定，将物品带回家，是否构成“拒绝返还”？
　　这涉及法理上对“拒绝”的认定，存在解释空间。对此，教授提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他的结论是：梁明知此规定而仍将物品带回家，此系以行为表现出来的“拒绝返还”。梁将物品带出机场，即构成法律上的拒绝返还。警方找上门后，是否存在二十分钟后才返还的事实，不影响行为之定性。梁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应无争议。
　　教授的观点隐藏着极大危险：
　　依照教授的说法，各个机场的清洁工都有“侵占罪”的嫌疑，只是数额较小，乘客没有报警，没有追究而已。
　　依教授的观点，完全可以用一面自称为法律的放大镜把这些清洁工们照一遍，看他们何时有过侵占罪的行为。
　　我们现在社会的理念是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法律框架下，任何公民，非经法院正式判决，不得定罪。法院判决必须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当依有利被告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
　　所以，梁丽等人的行为，在没有依法明确的确定为“拒不归还”时，并不能简单地以侵占罪定罪。

依据法律的规定界定侵占罪

　　何为拒不归还？刑法上没有直接的具体的规定。
　　任何一个国家，对刑事案件的处理都是十分谨慎的，规定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理念是全体人民参与的共和国，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共同决定重大事项。我们的国家把司法权委托给了司法机关，就是说，司法机关并不是自己有权怎样，而是全体人民委托他们怎样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框架下，人民只要求他们依法开展司法活动，要求司法活动不要越界。越界的司法就是违法的司法。
　　因此，遇到许霆和梁丽这样的案件，一定要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对是否涉嫌侵占罪，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可以确认一个人是否“拒”不归还，是否以侵占罪定罪。
　　应当遵从这样的思路处理这样的案件：
　　第一、财物的受损人直接找到拾得该财物的人索要。若拾得人归还了财物，不能认定为侵占罪，同时，受损人还应当对拾得人有所感谢的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该法条设定的罪名为“危险驾驶罪”，此罪有二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是醉酒驾驶的。笔者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区小县，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追逐竞驶的情形一般不会发生，从实践来看，至今尚未发生过此类案件。所以，就危险驾驶罪在我们山区县一般表现为醉酒驾驶行为。自该法条实施以来至今，笔者所在的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醉酒，下同）案件共37件，占同期刑事案件收案数的半数以上。因为该案属于新入刑的罪名，而且至今尚无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供审判实践作参考，所以，就该罪的主观犯意、客观表现、意外情形、处罚量刑以及附加刑的具体运用等方面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笔者在该法条实施近一年之际，结合具体的审判实践谈点看法，愿与同仁交流探讨。
　　一、危险驾驶的行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或放任。

　　行为人明知自己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的行为危害到公共安全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状态的发生。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意识到醉酒驾驶会对周围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所以，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故意是构成此罪的要件之一。如果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没有故意或放任的表现。则不构成此罪。案例一：汪某是位具有十几年驾龄的老驾驶员，某日驾驶货车去农村送货，本打算卸完货连夜回家，但货主一定让其吃了晚饭再走，席间汪某经不住劝说，饮了不少酒，他知道饮酒后不能开车，就在当地的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开车到县城装货。正值交警查车，一查，酒精含量为92mg/100mg。汪某对自己处于醉酒状态驾驶这一行为，主观方面即无故意也无放任，他认为前一晚上喝的酒经过一晚应当没有事了。对汪某的行为，因为缺乏主观方面的故意，笔者认为不能认定汪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认定汪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就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二、危险驾驶的行为一般应发生在公路、城市道路以及有社会机动车通行往来的地方。

　　之所以将危险驾驶的行为入刑定罪，这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会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陷入危险状态。如果行为人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无人出入的山区小路，没有对不特定的人或财产产生威胁，就不构成此罪。案例二：周某在农村一个朋友家吃午饭，饮了一些酒，然后骑摩托车回家，路是农村的小道，一般没有车辆往来，途中遇一协警，协警疑是酒驾即报案，经传唤检测周某酒精含量为112mg/100mg。周某醉驾摩托车的行为没有给不特定的人或财产造成危险，周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危险驾驶的行为应该是正在发生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中止或终止自己醉驾的行为，则不构成此罪。案例三：章某饮酒后从近10公里的村镇开车回县城，开了约5公里后感觉不适，即将车停在路边，便打电话叫人来代驾。片刻后，一巡逻警车经过，见状即进行查询，经检测，章某的酒精含量为135mg/100mg。因为章某对酒后驾驶的行为已经自动停止，并未有任何危险状态出现，章某的行为不构成此罪。案例四：胡某在其兄家吃过晚饭，骑摩托车回家，在小路上公路的岔道处跌倒了，即坐在那儿休息，被巡逻交警发现，经检测，章某的酒精含量为135mg/100mg。章某醉驾后因意外事件的发生，使其没有将驾驶行为继续下去，章某的行为并未对不特定的人或财产造成威胁，因此，笔者认为，章某的行为也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四、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及量刑的参照情节。

　　醉酒驾驶属于危险犯，在刑法条文中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定情节，但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具体的个案还是要参照一些情节予以酌定处理。

　　（一）酒清含量。酒精含量是处罚醉驾者的基础因素。据医学专家分析，当人体血液中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在50-100 mg时，将会影响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当酒精含量为100-200 mg/100mg时，将会影响人的动作平衡，导致人走路不稳；当酒精含量为200-300 mg/100mg时，人会出现昏睡，站立不稳；而当酒精含量超过了300mg/100mg以上时，会导致饮酒人昏迷；如果在400 mg/100mg以上，还可能诱发人死亡。所以，针对醉驾案件量刑时，被告人的酒精含量多少是一个重要的酌定情节。

　　（二）行车路段。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其目的是为了规范驾驶行为，震慑惩治那些枉顾交通法规，枉顾他人生命及财产安全的驾驶员。危险性是该罪的重要客观表现形式。如一个人醉后驾车行驶在偏避的乡村小道还是在繁华的市区，显然有所不同，因此在量刑时应有所区别。

　　（三）车辆区别。不同的车辆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有所区别。摩托车、小轿车、小货车、大货车、大卡车一旦失控，所产生的后果不同，针对醉后驾驶车辆的不同，在量刑时也应有所区别。

　　醉酒驾驶定罪入刑，弥补了我国目前交通执法中的一些漏洞和不足，但不能一概而论，绝对归罪。不能机械执法，客观归罪。《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犯罪”。总之，在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始终要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行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

　　作者单位：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