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银行”的实践与思考
——兼对浙工大之江学院“道德银行”的个案分析

张维璋


【内容摘要】　本文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实践“道德银行”为个案，从儒家学说、伦理学、市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道德等学说入手，用以证明“道德银行”创立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同时求证了其在具体操作上的可行性等相关命题。
【关 键 词】　道德银行 之江学院 道德伦理 功利与非功利

道德，被国人看重，也被国人遗忘。
中国有着悠远不断的道德发展史，中国人也因古老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被赞为“东方礼仪之邦”，对于道德领域的思考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血脉所在。老子的《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中国儒家的道德，长期被统治者当成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的基本手段，以至后来，经过“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和宋明理学兼容丛林法则的努力，中国的道德逐渐流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教化手段，最后中国传统道德终于步入封建旮旯——吃人的礼教。
马克思把道德定义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规范总和”，从这一说法分析，“道德”自有其物质基础，而不单纯是精神领域的产物。因而“道德”的内涵有了拓展，外延也更加辽阔。
然而，道德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状却不为乐见。首先，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界定也有着莫衷一是的懵懂，对于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也有着“动机论”和“目的（结果）论”的差异。其次，它被排除在市场利益与条规制度之外，成为号召型的、政治性的“道德任务”与“道德政治”。再者，对于道德实施的制度性探索甚少，在理论上的支持更是不足，操作性极差。道德建设的任务艰巨且紧迫。
“道德银行”这一探索性机制的提出与实践，并以此为契机引起的争论，对于道德的重新定位及社会道德建设、对于大众提高对道德的重视都不无裨益。这也正是该实践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 “道德银行”实践回顾
道德银行”在中国的产生不是突然的，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助于对“道德银行”有一个更为立体的了解。
1.1“时间银行”的渊源与衍变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服务信用”：“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ar)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一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民提供工作、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就出现过这种代替货币的劳动交换形式，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设计的“交易簿”，就用来记载劳动者的“劳动小时”以此来交换所有生活用品和服务。当然，那是空想社会中普遍的、强制性的制度，本来不具有什么道德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至少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在全民中推行的。但是，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少数志愿群体中，在一些特定的劳动交换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
我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应该是由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借鉴国外的方式于1995年开设的。当时，该街道居委会创立的这种存取时间的银行，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办法与服务。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将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累计储存起来，当志愿者进入老年或生活难以自理时，再由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用爱心和行动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时间储蓄”以协议形式考核，居委会每月检查一次，街道半年“签证”一次。
之后，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助老时间银行”迅速在上海市推广，并逐渐发展到太原、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地。
2001年3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启动。将在深圳、上海、青岛等少数城市已有8000多万人次进行了40多亿小时的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倡导把向社会提供的无偿服务的时间“攒”起来，到年迈或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优先享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
在推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时间银行存取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与充实。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同时兼顾了伤残军人、困难家庭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再限于社区生活，而迈向了社会。
“时间银行”坚持以时间为计算单位进行“劳动交换”，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交换，不是志愿服务的人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回报”性质的劳动交换，而是志愿者群体内部 (志愿者之间，可能是几代志愿者之间)的一种约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手中持有的所谓“特殊储蓄”，“时间币”（time-dollar），在市场上向普通的任何人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志愿人群中，人们相互认可的一种服务约定，是一批愿意这样生活的人们之间相互扶助、相互肯定、相互给予激励的一种方式。因此，既不存在志愿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所谓“公平”，也不存在对道德纯洁性的损害。
1.2“道德银行”的实践与发展
2001年11月26日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推出了第一家“道德银行”，它作为社区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一个载体，导入银行运作理念，以协会制度形式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者可以获得社会志愿服务回报。这是全国首次提出“道德银行”的概念。　　
其后，湖南株洲团市委创立的青少年“道德银行”、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创办的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创办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吉林长春市朝阳区南湖社区、山东烟台莱山区万光小区等社区道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遍地开花。
根据道德银行实践的范围与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社区型
指在社区活动实施、一般以社区活动为评估对象的道德银行。起源较早，目前数量较多，与传统的时间银行一脉相承，有许多类似之处。
2）校园型
指在校园内实施的道德银行制度。如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创办的“道德银行”就在此列。
3）其他类型
指其他渠道或载体创办的、服务对象不特定的“道德银行”。如星辰在线网站开辟了“网上道德银行”专题，以网络为载体开展道德银行活动等。
“道德银行”与“时间银行”有一定联系，却又有自身的特点：
（1）更加制度化和强调监督机制。根据《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管理办法》规定：储户每年至少保证存入48小时志愿服务时间，接受有关协会的指派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其服务对象是需要获得帮助的社会低收入群体和公益项目，以及提供了志愿服务的志愿服务者；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由银行、被服务者、志愿者三方共同认可，在储蓄卡上作记录，方可存入道德银行……
（2）服务项目更加丰富众多。 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经营的主要项目是家政、家教服务、医疗服务、技术服务、公益活动（帮老助残、植绿护绿、科技、卫生等）、帮困服务和确认的其他业务项目。明显多于时间银行。
（3）进一步确认道德的回报机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统一起来。认为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之后，客观上应该给予相应的回报，“道德银行”就是为这种公正的奉献与回报提供保障。
（4）导入道德评价因素，不在纯粹以时间为计算单位。一些道德银行引入了道德评价体系，不同行为被赋役不同分值。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道德银行则采用了“道德币”的形式。
不管是时间银行或是道德银行，自身的发展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文明的前进而发生着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深入相关的理论研究，迎头赶上不断更新的道德变化至关重要。
二 “道德银行”概念及相关涵义诠释
对“道德银行”的讨论，首先当然要对其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同时理清道德与伦理、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依存影响关系；再在道德的纵向发展上，对儒家思想及当前的道德体制现状作一个简单的涂描，以利于整个脉络的继承与明晰。
2.1道德的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本）对于道德（morality）词条的解释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较为笼统正式的定义。
在原始社会中，某些习俗以及行为方式，逐渐被认为要比其他的习俗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习俗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该部落全体成员的生命和幸福，或者因为它们间接影响到该部落的安全、食物供应和全体成员的舒适问题。在大多数社会中，“说实话”和“不撒谎”，“信守诺言”和“不违背诺言”，“对他人不要残忍”，“保护老弱病残”，“尊敬父母”等等行为，都已经形成为习惯，而且是普遍的习惯，它们就渐渐被视作不仅仅是简单的风俗习惯，而且是道德。
道德一词在汉文中最早是分开使用的。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中已有“德”字。西周初年的大盂鼎铭文的“德”字，是按礼法行事有所得的意思。《老子》一书中有“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命题。在《荀子·劝学》中“道”与“德”二字始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即包含道德规范，也包含个人品性修养之义。
在中国古代，道德是人们互谅互让的一个主动协调方式，是人们为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协调的唯一现实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儒家把家庭伦理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代表的是个人生存状况不仅是取决于单纯物质利益的实现，而且更在于非物质利益的到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怀也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的“利群和利他”不是一种个人物质利益的无意义牺牲，而是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可回避唯一理性选择，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良好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真正起源，认为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产生的，它受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这个定义强调了“道德”最重要的两个特点：1、道德主要是规范，是义务，是约束性的，协调性的；2、道德是调整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不是自我安身立命的追求。虽然价值与义务很有关系，但我们要谨慎地使价值不直接混同于道德义务。不过，上述定义也有一些问题：它没有使“道德”与法律、与习俗明确区别开来，说“总和”也有些不妥，因此，我们不如把它调整为：“道德是有关善恶正邪的，调整人与他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体系。”现在有这一定义我们也就足敷应用。
历史上的道德相比，现代社会的道德接近于是一个最小的同心圆。这一“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水平线。法律最终是必须以道德正义为根基的，法律要得以顺利实行也必须依赖于人们道德观念的支持，何况还有许多在法律之外、却仍然是社会之内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人们必须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基本的道德共识，否则，谁都不会生活得舒服，人们会感到在互相妨碍，互相掣肘，于是就会有高尚者的逃避（虽然这越来越难），和卑鄙者的横行，甚至老实人也铤而走险。
普遍主义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国森防发〔200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厅（局）、旅游局：
　　近年来，随着林区综合开发和旅游事业的发展，进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游览观光的人员大幅增加，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旅游景区同时面临着森林火灾隐患急剧增多、森林火灾发生次数明显上升的严峻形势。为切实保护好森林、自然景观等珍贵资源，有力促进国家生态环境建设与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发展,根据《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旅游景区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完善管理机制，明确责任分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加强演练，确保一有火情能够及时有效处置。以森林资源为主的旅游景区，要建立健全护林员队伍和专业或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不断加强防扑火技能培训，增强快速反应和综合作战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投入，把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列入财政预算。
　　二、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力度。各地旅游景区要加强对干部职工和游客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在景区入口、景点、沿线重点部位、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网点等均要设置规范性防火宣传牌或防火标志。进山门票要注印森林防火注意事项，导游讲解要有森林防火内容。要充分利用景区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宣传媒体，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利用节假日和高火险时段集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周、宣传月活动，营造浓厚的防火氛围，形成社会化防火共识。　
　　三、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林火监测和火源管理。各地景区要以数字化景区建设为契机，把预警响应和火源管理摆到突出位置来抓，利用电子监控、了望台了望、重点地段守候和地面巡护等火情监管机制，加强火情监测。在旅游景区防火检查站和入口验票处，要加强对入山人员、车辆的森林防火检查登记。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森林防火期内，严禁带火种上山，进山车辆要配备防火装置，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景区内要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在森林高火险期，要及时发布戒严令。高森林火险区内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用火。要加大巡护力度，实施重点防范，做到有火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切实把森林火灾消灭在初始阶段。
　　四、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督促监督检查。各级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及业务主管部门要统一协调和指导景区的火源管理及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旅游区各项设施建设的森林防火安全论证。各地景区在安排游览、服务等各项设施建设或开发新景区（点）时，涉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其森林防火设施建设必须与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对基础设施薄弱、预防和扑救措施不力、火灾隐患突出的，要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跟踪督查，限期改正，把各种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对各项防火措施不落实、扑救措施不得力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特此通知。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