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预备立宪述评

金亮贤* 吴起伟**
（丽水师专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 从1906年开始，清末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对于这场宪政改革，传统的观点皆以“骗局”二字加以认定而对其影响认识不足。笔者认为，清末预备立宪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同时给国人以深刻的民主宪政启蒙教育。
[关键词] 预备立宪；宪政；政治近代化；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与“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循环往复的怪圈。每隔三五百年，就要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通过暴风雨式的起义和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大清王朝也毫不例外，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了减轻和消除人民反抗斗争的“心腹之害”和外国侵略的“肘腋之忧”，也为了适应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实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若干年后又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和“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与灭亡之路。但是，清末修律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变。而对于晚清预备立宪活动，学术观点颇不一致，多数学者往往从保守性和欺骗性角度出发加以批评和否定，笔者认为，事实并非仅仅如此。
一、晚清预备立宪概述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Constitutionai 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 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
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却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2]。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3]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4]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正是“预备”两字。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的代表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二、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就采取了无限拖延的策略，但慑于革命运动和为了拉拢立宪派，不得不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并同时公布了“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刚领。大纲的精义有三：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君主独揽统治权；三是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并成为清朝政府预备立宪最后走向跛产的记录。
二、晚清预备立宪评析
对于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频频见诸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项政治活动除了具有它的保守和欺骗的一面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积极意义。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摧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一）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
1、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就严重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情况明显加剧了：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而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满人八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汉人仅四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2、立宪派的背弃。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负，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绅士阶层已经从一种传统社会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正在成长为新绅士。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7个星期内，15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立宪派抛弃清政府是个很大的因素。
3、农村骚乱。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5]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6]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二）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近代化建制迈进。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之后，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宪政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由“君上大权”14条和“臣民权利义务”9条组成。该法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它规定君主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也是该法颇受世人诟责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的公布，这本身就是对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因为从此之后，皇帝的权力就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它已不再是“至高无上”了。该法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它的确缩小了皇帝和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这无疑在当时是进步的。该法还规定了广大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这表明，清政府在近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同时，中国政治近代化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立法机构的前身，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这种决议如督抚无异议时，应负责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应重审；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时，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机构。但是，“咨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他们的权力。”[4]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绅士们不断地利用咨议局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反映民意，维护公众利益，日益影响着地方政局的发展。同时，绅士们的实践，又不断地提高了自身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这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派迅速接管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适应立宪政体的需要，清政府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精简了许多臃肿的国家机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都被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成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成度支部，刑部被改组为法部。为了明确责任，各部改原来的双头领导制为单一领导制。在各部之外还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与之相适应的，在省的各级还设立了审判厅。审计院则是负责审计各部帐目的部门。而资政院是国会的前身，由它制订法律，为将来实行上下议院打基础。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利于建立一个高效、清廉、责任明确的现代政府。到1911年5月，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两名协理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立宪制政府，尽管它因为五名皇族入阁而颇受非议，但它却是中国用责任内阁制取代君主专制，以和平方式改造专制政体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还有必要指出，这场宪政改革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失去意义，因为革命不能代替宪政。所谓宪政，亦即立宪政体，是指由社会多数人制定的或被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立的公共权力的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法体制。[8]立宪政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使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中国要实行宪政，并不仅仅针对皇帝，即使打倒了皇帝，也还是要实行宪政。宪政是对权力的限制。无论掌权者是谁，以什么样的名义掌握权力，其手中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在革命没有推翻君主专制之前，改变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的进步性更不容否定，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努力，坐待民主共和的到来。
（三）预备立宪大大传播了宪政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欢呼雀跃，热烈拥护，他们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当时规模较大的有海外的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国内的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等。他们通过出版宪政刊物、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从事调查并编辑法律等形式，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培养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为宪政出谋划策。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例，第一届常年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属议员提95件，占一半以上，还有71件是人民清议案。[9]说明议员极具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说明各阶层群众也把咨议局看成反映意见进而采纳他们意见的民意机关。正是通过咨议局的议政实践，立宪议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管理水平，为辛亥革命后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10]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冲击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清朝专制政权的权威，给人民以普遍的民主教育，并把宪政知识广泛地传播到知识群体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预备立宪为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2]林乾，赵晓华：《百年法律省思》[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04页；
[3]、[4]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见《辛亥革命》第四册；
[5]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问题》[J]，第135页；
[6]、[7]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第683页，第460页；
[8] 周光辉：《论宪法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载《社会科学战线》[J]1994年第6期，第126页；
[9] 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M]，武汉大学出版社，第31页；
[10] 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J]1980年第5期。

四川省司法厅


四川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地、州司法局：
现将重新修订的《四川省〈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司法厅
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川省《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正确及时处理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预防犯罪，减少诉讼，维护我省社会安定，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九条、《四川省〈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司法部《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等规定，结合我省处理民间纠纷工作实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基层人民政府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九条规定处理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民间纠纷。
城市街道办事处可以代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
第三条 司法助理员是基层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代表基层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处理民间纠纷的工作。
县（市、区）司法局指导民间纠纷处理工作。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应当争取公安、法院、民政、工商、税务、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
第四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法制原则。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社会公德进行处理。
（二）尊重纠纷当事人诉讼权利原则。不得因未经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或处理不成而限制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先行调解原则。调解是处理民间纠纷的必经程序，受理纠纷后，应当先行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再作出处理决定。
（四）回避原则。具体处理民间纠纷的司法助理员与所处理的纠纷有利害关系，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其回避。
（五）对当事人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不论当事人职位、民族、信仰、财产等差别，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六）不处罚原则。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不得给予当事人人身或财产处罚。

第二章 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
第五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是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
（一）家庭纠纷（婚姻纠纷除外）；
（二）赡养、抚养、扶养纠纷；
（三）继承纠纷；
（四）邻里纠纷；
（五）债务纠纷；
（六）房屋、宅基地纠纷；
（七）损坏赔偿纠纷；
（八）生产经营性纠纷；
（九）其他民间纠纷。
第六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以下民间纠纷：
（一）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反悔，重新协议不成的纠纷；
（二）不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纠纷；
（三）符合起诉条件，当事人不愿到人民法院起诉的纠纷。
第七条 基层人民政府不处理下列民间纠纷：
（一）婚姻纠纷；
（二）一方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
（三）基层人民政府已经处理过，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而再次提出申请的纠纷；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明确规定由指定部门处理的纠纷；
（五）虽由民间纠纷引起，但已明显转化为治安、刑事案件的纠纷。

第三章 处理民间纠纷申请的受理
第八条 基层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处理的民间纠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须有要求处理纠纷的申请人；
（二）申请人是该纠纷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委托代理人；
（三）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
（四）有具体的申请事项、事实根据和理由；
（五）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
第九条 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应当劝说当事人先通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如果当事人坚持由基层人民政府处理的，或者不适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重大、疑难民事纠纷，基层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条 当事人申请处理的民间纠纷，由被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受理；被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受理。
第十一条 属于跨区域的民间纠纷，各该基层人民政府都可受理。
基层人民政府之间因纠纷受理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由共同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指定一个基层人民政府受理。
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反悔的，应当支持合理一方当事人申请基层人民政府予以处理，或者告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处理民间纠纷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口头形式。对口头申请，应做好笔录，并由申请人签章或者捺印。
第十四条 具体负责处理纠纷的司法助理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纠纷的当事人或者当时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
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决定司法助理员的回避，并另行指派他人代理司法助理员处理纠纷。

第四章 处理民间纠纷的程序
第十五条 基层人民政府对处理民间纠纷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登记立案；对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民间纠纷，告知当事人到有关部门申请处理。
第十六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将处理民间纠纷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
（二）分别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弄清争执的焦点，纠纷形成的原因和当事人的要求，告知纠纷当事人有责任提供有关纠纷的证据；
（三）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四）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核实和收集证据，或者进行实地勘验，或者请有关部门进行损伤鉴定，出具鉴定结论；
（五）在基本查明纠纷事实和掌握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拟定处理方案，确定处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第十七条 处理纠纷时，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参加。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做好处理纠纷工作。
第十八条 涉及个人隐私和生产经营秘密的纠纷，不得邀请群众参加。
第十九条 处理民间纠纷一般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一）将有处理时间、地点、内容的书面通知书送达纠纷当事人，要求双方当事人准时到场；
（二）向双方当事人说明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法律法规依据、性质、原则和效力，告知双方当事人在处理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应遵守的纪律；
（三）按申请人，被申请人顺序由双方当事人以及代理人陈述纠纷事实；
（四）有针对性地询问纠纷当事人，并当场出示有关证据、宣读鉴定结论、宣读勘验笔录；
（五）引导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按申请人被申请人顺序发言，就争议问题展开辩论，说明双方对纠纷事实责任的看法和解决纠纷的具体意见、要求；
（六）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进行调解，支持、保护合理的意见、要求；批评、教育不法行为和不合理的要求，指出过错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和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协议；
（七）在一方当事人经教育仍提出无理要求，致使调解失败的，司法助理员根据认定的事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出处理决定意见，报基层人民政府审查。
第二十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XX人民政府调解协议书》。
第二十一条 《调解协议书》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一）年度编号；
（二）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职业和单位或住址，如有代理人的，则应写明代理人姓名；
（三）纠纷案由；
（四）纠纷申请人及申请的日期和基层人民政府受理的日期；
（五）调解达成协议的日期及调解协议的内容；
（六）由双方当事人、司法助理员署名并加盖基层人民政府的印章。
第二十二条 基层人民政府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认真审查承办司法助理员制作的《处理决定意见书》，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对于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的纠纷，处理时应当先审查原调解协议书，并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调解协议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作出维持原协议的处理决定；
（二）原调解协议书部分错误的，作出部分变更的处理决定；
（三）原调解协议书违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社会公德的，应当予以撤销，另行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 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XX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由基层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审定；对影响面大、政策性强，特别复杂的重大、疑难民间纠纷，应当由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集体审定或召集有关联席会议审定。
第二十五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年度编号；
（二）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职业、单位或住址，如有代理人的，则应写明代理人姓名；
（三）纠纷案由、申请人申请的日期、基层人民政府受理的日期；
（四）纠纷情节、责任分析，以及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所列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确定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具体民事责任；
（五）决定生效的日期；
（六）承办司法助理员署名并加盖基层人民政府的印章。
第二十六条 基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并由司法助理员当场宣读。一方当事人经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不影响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七条 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处理；
（一）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
（二）申请人撤回申请的；
（三）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虽以民间纠纷出现，但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国家刑律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五）虽以民间纠纷出现，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应由有关部门处理的纠纷。
对本条第四、第五种情况，应将有关情况介绍给有关部门处理，同时办好卷宗移交手续。
第二十八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负责承办的司法助理员可与当地人民法庭取得联系，听取审判人员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不得收取受理费，但下列费用应当由当事人承担：
（一）处理民间纠纷的文书成本费；
（二）证人误工费、聘请勘验人员的勘验费、鉴定费；
（三）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等差旅费；
以上费用由申请人预交，纠纷处理结束后，按实际支出额，根据过错原则承担；调解达成协议的可双方协商承担。
第三十条 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内处理终结；特别复杂疑难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五章 处理民间纠纷法律文书的履行
第三十一条 基层人民政府应在五日内将《调解协议书》和《处理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受送达人不在时，由其成年家属或所在单位代收、签字；受送达人拒绝收签或无人代收时，送达人可请邻居或所在单位人员作证，将文书留置其住所或工作处，代收、留置视为送达。
第三十二条 基层人民政府依法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自《调解协议书》送达之日起生效。
基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自《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当事人未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自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和处理决定，当事人应当执行。
第三十三条 对产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书》、《处理决定书》当事人拒不执行的，基层人民政府可根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执行。
第三十四条 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应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等情况。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三个月，《调解协议书》从送达之日起算；《处理决定书》从规定期满的次日起算。
第三十六条 基层人民政府对拒不执行民间纠纷《调解协议书》和生效《处理决定书》的，应当支持权益受损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应做好立案登记和文书归档工作，整个处理活动的文字资料，包括受理申请、调查询问笔录、有关证据材料、调解处理活动记录、调解书或处理决定书、送达回执、执行通知书及执行情况记录等，均应全部整理入卷，按一案一卷的要求进行装订归档。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所称基层人民政府是指乡、镇人民政府。
第三十九条 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工作管理机构，经本单位行政领导授权，参照本《细则》处理本单位职工家属之间的民间纠纷。
第四十条 本《细则》由四川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自修订重新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四川省〈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即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