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是有限制的， 如同行政赔偿责任存在例外情形一样， 国家也有不必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或事项。这些例外，主要规定在《国家赔偿法》（2010）第19 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此外，有些刑事赔偿责任的例外情形， 虽未在国家赔偿法中予以明确， 却因为法律对刑事赔偿范围封闭式的肯定性列举而存在。换言之， 它们是处在肯定性列举范围之外的情形。只是，对于它们是否应当作为例外，学界颇有争议。

一、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

《国家赔偿法》第19 条规定了以下6 种国家免于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这种情形是普通侵权法上过失相抵原则的体现， 即受害人自己在被刑事司法机关错误羁押、错误判决过程中有过错的，其就得自我承受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被错误羁押或判刑的受害人有故意提供伪证证明自己有罪的情形。[1]若在此情形下，仍然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则有纵容甚或鼓励受害人伪证干扰司法的弊害。因此，如果错误羁押或误判确是受害人故意诱导所致， 是受害人自身过错在其中作祟，为惩戒受害人的欺骗司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当排除受害人可获国家赔偿的权利。甚至可以假定， 受害人明知因其伪证可能导致错误羁押或判刑后果而自愿承受之， 意味着其已自动放弃了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2]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看，错误羁押或判刑之损害的形成原因， 出自受害人自己过错而非刑事司法机关的违法或过错， 就不具备要求国家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

受害人故意伪证的国家赔偿豁免之构成， 需满足以下4 个要件。[3]第一，受害人自己提供可能使其获罪的伪证。这就意味着，首先，伪证是由受害人自己提供的，而不是由他人作出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所作的指控受害人有罪的伪证，如果导致受害人被错误羁押或判刑，国家赔偿责任并不能豁免。其次，伪证是受害人用来证明自己有罪的。受害人提供的伪证若是意在证明其他人有罪，虽然也可能会使受害人被认定伪证罪而遭羁押或判刑，但这种情形通常并不属于错误羁押或判刑，并不涉及国家是否免责问题。最后，自证有罪的伪证是受害人提供的不真实的供述或者其他证据。此处的不真实是法律上的不真实， 而非事实上的不真实。只要法律上认定受害人无罪，就可推定受害人先前的自证其罪是伪证。[4]第二，受害人故意提供可能使其获罪的伪证。这个要件是对受害人主观故意状态的规定， 即受害人对提供的伪证明知是不真实的， 对提供伪证所可能导致的对其不利的损害后果是自愿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的。在这里，受害人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目的提供伪证，并非判断其是否故意的关键。此外，如果在刑事侦查、起诉及审判三个阶段中，受害人始终有无罪辩解，尽管其也有可能存在伪证情节，但可以认定其并无主观故意。[5]如果在刑事侦查、起诉及审判三个阶段中，受害人先是提供有罪供述或其他证据，且无任何无罪辩解掺杂其中，在以后阶段又有翻供情节，就不能简单地认定其无伪证之故意。翻供前的自证有罪若无逼供、诱供等，自当构成故意伪证。最后，但凡存在逼供、诱供等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情形， 即便受害人明知伪证对自己有不利后果， 也应当认定其并无希望或放任自己获罪的故意。第三，受害人故意伪证足以使司法机关认定其达到被羁押或被判刑的法定条件。《刑事诉讼法》（2012）对拘留、逮捕条件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 且特别在第53 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被请求赔偿的刑事司法机关如要主张国家免责， 就需呈交受害人已经提供的证明自己有罪的伪证——包括供述和其他证据， 并表明这些证据是充分的、足以让其作出羁押决定或有罪判刑；若仅呈交了受害人的口供， 或者呈交的受害人所提口供及其他证据尚不足以使司法机关作出羁押决定或判刑， 国家赔偿责任就不能免除。第四，受害人故意伪证的国家赔偿豁免主要限于人身损害。这个要件并未在《国家赔偿法》第19 条第（一）项的规定之中明确。受害人故意伪证导致其人身自由受到损害的， 即导致其被错误羁押或者被错误判处拘役、有期或无期徒刑或死缓且刑罚已经执行的，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然而，这一责任豁免不适宜用于财产损害。

受害人故意伪证导致其财产受到损害的，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司法机关对受害人财产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或追缴的措施。当受害人最终在法律上被确定无罪后，受害人因这些措施而受到了财产损害。由于第19 条第（一）项规定国家不予赔偿的是受害人被羁押或被判处刑罚而发生的损害，所以，对财产的强制措施自不属于该条款的意义范围之内，国家自不能免责。

第二种情形是， 司法机关对受害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假如受害人因故意伪证导致被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且刑罚已经执行，最终又因证据不足而在法律上被认定无罪，国家还是应该以不免责为宜。主要理由如下。一则，罚金、没收财产虽然是刑罚，但是与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追缴等强制措施，存在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或剥夺。当受害人在法律上被确定无罪后，继续维系这样的刑罚或强制措施，就如同承认国家对无罪之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可以继续限制或剥夺。二则，返还罚金或已被没收的财产，事实上是解除对合法财产的剥夺、恢复原本属于受害人的财产。这与解除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恢复受害人的自由，也有相同之处。三则，在多数情况下，罚金、没收财产毕竟是附着于主刑的，受害人在被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后， 若既不能请求对人身自由损害的赔偿，也不能请求返还财产，就等于为其伪证的过错承担双重不利后果。

综上，受害人故意伪证所致财产损害，无论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形，国家原则上都应该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返还财产，财产有损坏的应当恢复原状，财产损坏无法恢复或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然而，财产损害国家不免责的原则也有例外。与旧法相比，《国家赔偿法》（2010）增加了对利息损失的赔偿（第36 条第（七）项），而在受害人故意伪证的前提下财产被错误限制或剥夺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国家还是不承担赔偿责任为宜。

（二）依照《刑法》第17 条、第18 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根据《刑法》第17 条、第18 条的规定，下列人员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即便犯有罪行，也不负刑事责任：1.不满14 周岁的人；2.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以外其他罪行的人；3.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犯罪的精神病人。

司法实务中， 当刑事司法机关对现行犯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时， 被羁押人是否达到法定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或者是否精神病人、在犯罪时是否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 不太容易在一开始就能非常清楚地进行确认，往往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若上述人员有犯罪事实，刑事司法机关先行予以羁押，而后，经过调查取证确定或推定[6]其是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又将之释放，那么，被羁押人无权以最后被认定无罪为由请求国家赔偿。

不过，在以下4 种情形之中，国家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 条第（一）项的规定，刑事司法机关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违法拘留或者超时限拘留的。这种情形下，无论被拘留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国家都应负责赔偿，而不能以第19 条第（二）项为由主张免责。第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 条第（二）项的规定，刑事司法机关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采取逮捕措施后，如果是出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等原因，而不是仅仅以被逮捕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为由，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决宣告无罪的，[7]国家仍然应负责赔偿。第三，被羁押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有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但在侦查、起诉或者审理阶段（生效判决作出之前），其无刑事责任能力被确认后， 刑事司法机关继续将其羁押、延迟释放的。换言之，以无刑事责任能力被确认之日为界，在此之前的羁押，国家可以免责；在此之后的羁押，国家仍需负责赔偿。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 号，本文以下简称《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几个解释》）第1 条，[8]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被羁押，起诉后又经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已执行的，其有权依法取得赔偿，只是，判决确定前被羁押的日期不予赔偿。这就意味着，法院对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应该严格把关。若法院生效判决忽略了被告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导致其被判刑，不管被羁押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是否有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国家都不能主张责任豁免。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对精神病人的羁押、对不够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羁押，应当都是可以赔偿的。毕竟，被羁押人最终是无罪的，他们所受损害或损失，应当从弥补角度给予赔偿或补偿。[9]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2012）第15 条、第173 条第2 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9 条第（ 三） 项的规定， 在《刑事诉讼法》（2012）第15 条或第173 条第2 款[10]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下，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国家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与第19 条第（二）项类似， 即在这些情形中， 刑事司法机关的羁押是合理的，只是符合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才将被羁押人释放；若国家要为此负责赔偿，会阻碍刑事司法机关有效地开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侦查、起诉或审判。

当然，根据《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几个解释》第1 条，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起诉后又经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已执行的，其有权依法取得赔偿， 只是， 判决确定前被羁押的日期不予赔偿。这就意味着，法院在判决前应该严格审查被告人是否符合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若法院生效判决忽略了被告人具备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导致其被判刑，国家就不能免责。

然而， 除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予免责情形之外，在国家是否免责的问题上，《刑事诉讼法》（2012）第15 条所列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需谨慎、分别对待之。

第一，关于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实际也属于法律上无罪的情形。立法者之所以把它与其他法律上无罪的情形区别对待，与以下观念有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只是程度不到而已， 但还是实施有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事实，当事人被羁押是咎由自取；[11]而且，不认为是犯罪的结论往往是在侦查、起诉或审判等环节接近结束的时候得出的，并非一开始就可以获得，因此，前期的羁押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个观念以及国家赔偿法的这条规定是值得商榷的。一则，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与其他情形下的无罪，都是法律上无罪，国家是否赔偿，应公平对待；二则，既然认定不构成犯罪，当事人就不应该有所谓的犯罪行为或者犯罪事实，否则，就自相矛盾了；三则，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羁押不赔偿，其理论根据是有过则赔、无过不赔，但刑事赔偿责任奉行结果归责原则，不以羁押时是否有违法或过错为依据；四则，在司法实践中， 国家赔偿法的这一规定容易成为司法机关规避赔偿责任的借口。[12]

其实， 对法律上无罪的情形， 国家并非一律都予赔偿。[13]《国家赔偿法》确立的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也不是统一的、简单的结果归责原则，而是违法/过错归责原则（适用于拘留）与无过错归责原则（适用于逮捕、有罪判决）并行的体系。因此，对上述质疑理由最有力的还是第二点，即根据刑法理论， 社会危害性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标准之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实际上就是没有构成犯罪，[14]既然不构成犯罪，也就不存在有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一说。当然，在实务中，刑事司法机关确实不可能一开始就准确地作出不认为是犯罪的判断，一味从被羁押人损害弥补的角度， 要求国家在此情形下无论如何都需承担赔偿责任， 也是不利于刑事司法工作的有效进行。

鉴于此， 可以考虑结合《国家赔偿法》第17 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在被羁押人权益保护与刑事司法工作的有效进行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具体而言，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中，1.若刑事司法机关的拘留是依法进行的、没有超出法定时限的，那么，拘留羁押所致损害，国家可不负赔偿责任；2.若刑事司法机关是违法拘留或者超期拘留， 无论是否属于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被拘留人都有权请求赔偿；3.若刑事司法机关对当事人采取逮捕措施， 其后又被认定属于不认为是犯罪的， 即在法律上是不构成犯罪的， 国家就不应免责；4.至于法院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且执行了刑罚， 那就可以依据《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几个解释》第1 条进行赔偿。[15]唯有如此，才能符合新国家赔偿法在刑事赔偿领域确立的违法/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并行体系。

第二，关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经特赦令免除刑罚或者自诉案件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情形。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不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以及依照刑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都是以存在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为前提的。只不过，或者因为超过追诉时效期限，或者因为得到特赦，或者因为自诉人没有告诉或告诉后又撤回， 本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当事人， 在法律上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不再执行已判的刑罚了。在这些情形中，国家免责是合理的。当然，国家赔偿责任的豁免，除了《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几个解释》第1 条规定的例外之外，在生效判决作出之前，应该以下列时间点为界： 确认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时间；特赦令下达执行的时间；确认属于自诉案件而自诉人没有告诉的时间，或者自诉人撤回告诉的时间。在此时间点之后迟延释放、超期羁押的，国家不能免责。

第三，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够免责。在此情形中，国家是否免责，需要结合以下两个问题加以考虑。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死亡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有无因果关系？ 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死亡，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作为（如殴打）或不作为（如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疾病没有采取积极治疗措施），那么，即便在刑事诉讼法上案件终止了，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国家也应当为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情形下国家免责的规定如何与《国家赔偿法》第17 条第（一）、（二）项结合起来解读？ 1.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拘留，尚在法定的拘留时限内，发生自然死亡的，国家的确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违法拘留或者超期拘留，即便发生的是自然死亡，案件终止了，其因违法羁押或者超期羁押而遭受的损害， 国家也不能免责。3.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逮捕，在羁押期间自然死亡的， 就需判断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否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假如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可以认定有罪，那么，案件终止的原因仅仅是其死亡的事实，国家即可免责。假如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可以认定无罪（包括疑罪从无），[16]那么，国家就应该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7 条第（二）项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 关于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中，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只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其他特别的法律取消了原来的某种罪，或者对原来的罪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才不予追诉。所以，在此情形下，除了前引《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几个解释》第1 条规定的例外之外，国家原则上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其原理与《国家赔偿法》第5 条第（一）项如出一辙，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 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法上的职务侵权行为，而非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工作人员个人行为致害的，应当由其自己负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应该依据多元化的标准进行区分。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其原理与《国家赔偿法》第5 条第（二）项是一致的，即在因果关系构成要件上免除国家的赔偿责任。损害既然是由受害人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所致，而非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所致，国家自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实务中，这种自己致害的行为多发生在刑事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此，往往需要辨明，哪些损害是公民自伤、自残等所致，哪些损害是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的检验往往内含价值判断，若受害人的自伤、自残等行为，完全是因为不堪忍受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比较恶劣、野蛮或残暴的违法侵害行为所激发，那么，很难说受害人的损害完全是其自己一手导致， 而与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丝毫因果关系。

此外，《国家赔偿法》第5 条第（二）项与第19 条第（五）项都是关于受害人自己行为致害情形的，但是，它们对受害人主观状态的规定却有区别。前者对受害人主观状态未予明确，立法原意却是无论受害人主观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凡受害人自己过错导致损害发生的， 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17]而后者明白地以故意为主观要件。其实，在刑事赔偿领域，受害人除有故意自伤或自残行为以外，仍然有可能存在因受害人过失而导致损害的情形。例如，张某被关在看守所里，但其趁看守所工作人员监管不严的机会，试图越墙而出，却不想被墙上的电网击伤。这种行为无法解释为张某有希望或放任这种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更好的解释是受害人过失（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所导致的损害。这种损害依过失相抵原则，也不应由国家予以赔偿。[18]因此，第19 条第（五）项的规定有失周全。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2006〕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有农场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0年以来，各地区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逐步将国有农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农垦企业、华侨农场、国有林场、地方国有农牧渔场等，下同）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通过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等措施，减轻了国有农场农业职工（以下简称农工）负担，促进了国有农场发展和农工增收。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国有农场管理体制不完善、农场与农村地区税费改革不同步等原因，农工负担偏重的问题仍很突出。为切实减轻农工负担，进一步发挥国有农场的作用，促进国有农场改革、发展和稳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消除束缚农场发展的体制障碍，规范国家、国有农场与农工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工负担，推动国有农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
　　（二）基本原则。坚持统一政策、规范分配的原则，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规定，规范国有农场与农工的分配关系，切实保障农工合法权益。坚持各负其责、适当补助的原则，按隶属关系由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国有农场由于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坚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的原则，各地区可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采取改革措施和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
　　（三）总体要求。各地区要在2006年内全面实施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并实现“三个确保”：一是取消国有农场的农业税，并将农工承担的土地承包费（管理费或租金，下同）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即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乡村道路建设等五项）的收费全部免除，确保将农工较重的负担减下来。二是推进国有农场内部管理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确保农工负担减轻后不反弹。三是逐步理顺国家、国有农场与农工之间的分配关系，确保国有农场经营有序、生产发展、社会稳定。
　　二、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全面落实取消农业税政策。2006年，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4号）的要求，将国有农场纳入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范围。对在土地承包费外由农工自行缴纳的农业税和在土地承包费内由国有农场统一缴纳的农业税均予以取消。
　　（二）免除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收费。从2006年起，对国有农场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等形式由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予以免除。国有农场要采取绝大多数农工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将免除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的好处全部落实给承包土地的农工，严禁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加重农工负担。
　　（三）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予以补助。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直属农垦企业因免除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对地方所属的国有农场因免除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而减少的收入，参照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有关政策，适当考虑国有农场的历史因素，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四）清理和规范国有农场对农工的其他各种收费。严格控制和清理国有农场面向农工的其他收费项目和标准。确属必要的，应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并按隶属关系报国有农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要印制农工负担手册，凡手册之外的收费，农工均可拒付。清理规范收费工作由农业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三、积极落实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
　　（一）逐步分离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分离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切实减轻农工负担。对地处边陲、担负屯垦戍边任务的国有农场，要继续加强其履行职责所必要的职能，提高其综合保障能力。
　　（二）进一步推进国有农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积极调整国有农场（团场）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和人员，降低管理成本。要推行国有农场（团场）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实行生产经营性与非生产经营性支出分账核算，规范各项支出，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增长，防止管理费膨胀侵蚀税费改革带给农工的好处。
　　（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所属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税费改革政策得到认真执行。建立和完善农工负担监管机制，切实防止国有农场通过提高承包费、增加管理费等方式变相增加农工负担。国有农场要实行涉农负担公示制度，按照场务公开、财务公开的要求，以农场（团场）、生产队（连队）为单位设置税费改革政策公开栏和监督电话，公布农工负担的具体项目、标准和数额，接受农工和社会监督。对加重农工负担的行为，有关部门要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中办发〔2002〕19号）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四）加大对国有农场公益事业的投入。实行税费改革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国有农场内公益事业建设支持的力度，国有农场要继续增加对生产队（连队）内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生产队（连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由农工筹资筹劳进行公益事业建设。
　　四、切实加强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是国家、国有农场和农工利益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关系到广大农工的切身利益，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要坚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制度，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区国有农场改革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二）抓紧制订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方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抓紧制订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方案。地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方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税费改革方案由兵团制订，中央直属垦区税费改革方案由农业部制订，报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