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意识：刑事诉讼的灵魂/樊崇义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周永康同志在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强化证据意识，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问题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这不仅反映了立法者的证据意识，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证据意识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并能够自觉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和解决争端。同时，证据意识也是一种本能，是人们在诉讼中或者诉讼外自动养成收集、保存、运用证据的习惯。

一、理性认知证据，树立科学证据观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意识则决定着人们对于证据基本问题的态度。首先，应当对“证据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而非案件事实本身。这种载体既可能是物质的，如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如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关于证据的真假问题，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认为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想象、臆测和捏造的产物。也就是说，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所谓“不属实者非证据”。但实践表明，当事人和公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明材料，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真材实料，如虚假的供述、伪造的文书等，甚至有时候被法官采纳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也可能被证明是假的。鉴于人的思维的非至上性，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是相对的，我们无法否定证据具有相对真实性的一面。

二、培养证据意识，提高诉讼自助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意识具有重要的自助功能。案件发生后，被害人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尤其对于自诉案件更是如此。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被害人无法提起自诉。即使非属自诉案件，被害人能够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有些证据稍纵即逝，待侦查人员取证时，犯罪现场可能已被破坏，证据可能被毁灭而无法再取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防御状态，属于辩护一方，因而也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作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除了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保管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证据。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尤其是涉嫌刑讯逼供时，有权提出控告，但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实践中，很多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遭到刑讯逼供，但往往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

对于律师来说，证据意识是一种重要的职业素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或者取证等方式获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近年来的诉讼实践表明，很多律师因担心“被伪证”而怠于调查取证。虽然保全了自己，但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辩护制度。证据是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履行责任的重要根据，作为法律职业者，律师应当尽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但在调查取证时也要注意自我保护。如在向证人取证时，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或者让证人在证言笔录上签字和按手印，以确保证言的真实性，并表明询问已征得证人同意。

证据意识也是公安司法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公安司法人员不仅要对证据知识和证据规则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证据;除了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外，还要注意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性。这不仅是正确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如前几年在推行“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又称“三项制度”)实验时，侦查人员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有抵触心理，但实施一段时间后，逐渐接受并非常欢迎这种做法了。究其原因，“三项制度”的实施为侦查人员文明办案起到了见证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并正式确立了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错案追究制日益严格的今天，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证据意识、避免被错误追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转变侦查观念，严防非法取证行为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一环，也是收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侦查人员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侦查工作坚持口供本位，过于强调口供的作用，侦查思维往往“由供到证”，即先从口供入手，然后再根据口供去找其他证据。由于过于看重口供的作用，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侦查人员应该转变观念，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口供以外的证据尤其是物证上来，不断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通过物证和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

二是从重视证据客观性向重视证据合法性转变。侦查活动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认识活动，除了必须遵循认识论的客观规律去发现和收集证据外，还要受到程序法的规范，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也就是说，在实体真实性和程序正当性之间，我们应当承认并重视程序的价值和作用。作为案件事实的探求者，侦查人员首先应当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在收集证据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搜查等，避免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

三是从“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在公安部日前召开的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工作部署会上，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明确指出，要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这一提法很有指导性，对于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也是适用的。为此，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以证据为本，由过去侦查“抓人破案”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四、加强证据审查，提升公诉和监督水平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负有公诉和监督双重职能。作为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有客观公正指控犯罪的职责。强化证据意识，就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注意审查侦查机关或部门收集的证据是否客观全面，有无违法取证行为。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要用证据说话，对于每一项指控，都要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切实履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此外，公诉人还要正确认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注意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诉讼监督也要用证据说话。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些新规定加强了人民检察院在诉讼监督中的证据审查意识。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非法取证的审查与核实，即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再如，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活动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等方式，来予以核实。有了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证据，提出纠正意见就会更有效力，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才会更有效果。

五、强化证据裁判意识，确保刑事案件质量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刑事诉讼关涉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剥夺，为了防止主观擅断，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法官应当强化证据裁判意识，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也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保障。现代诉讼彻底将“神判”丢弃，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支配所有犯罪事实的认定，但“拍脑袋”断案、按照长官意志断案等违反理性的认定事实方式仍然存在。要防止法官恣意擅断，就要从源头上严把证据关和事实关，做到一切都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更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是合法有效且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采取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对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维护了司法的纯洁性。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证据质证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检验刑事案件质量的试金石，它既是衡量控方是否适当履行其举证责任的尺度，也是检验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条把证明标准解释为“排除合理怀疑”，按照比较权威的解释，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刑事证明是相对的，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有了证据也不一定就能认定有罪，如若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按照疑罪从无的“铁则”，应当推定被告人无罪。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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