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2006—2010年）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各行业体协，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努力完成《纲要》确定的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2006—2010年）实施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本计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和本单位实际，研究制定实施细则，以促进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OO六年三月一日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
　　　　　第二阶段（2006年—2010年）实施计划

　　为了全面完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根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2001年——2010年）规划》，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巩固第二期工程第一阶段成果，继续坚持“活动与建设并举，重在建设”的工作原则，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出发点，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作为根本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二、总体目标
　　坚持“群众体育与奥运同行”，抓住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提高群众体育意识，培养群众健身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体育健身氛围；本着亲民、便民、利民的原则，让更多的人享受体育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共体育设施明显增多，群众体育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显著增强。形成政府领导，体育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共同推进，社会力量积极兴办，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格局，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使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做到社会化、生活化、科学化。
　　三、主要任务
　　（一）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体育意识和健康水平
经过5年的努力，使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城市达到45%左右；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级以上标准的人数不断增多；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标准的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90%以上。
　　（二）加强公共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程度
　　不断加大在农村建设经济实用的公益性体育场地设施力度；充分利用城市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和适宜的自然区域建设全民健身活动基地，保证城市社区和农村村镇的经济实用型公益性体育场地设施明显增加；加强与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加快学校及单位所属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步伐；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建设体育健身和休闲场地设施。力争到2010年，人均体育场地设施面积达到1.40平方米。
　　（三）健全社会化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发展壮大群众体育骨干队伍
　　到2010年，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逐步建成一批社区体育俱乐部或体育活动站（文体活动中心）；扶持基层体育社团发展，改善基层体育社会团体的工作条件，鼓励兴办各种类型的群众性体育俱乐部；继续开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俱乐部创建工作；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到65万人。
　　（四）培育体育健身市场，引导大众体育消费
　　通过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扩大体育健身市场和大众体育消费的规模和水平；扶持发展大众化体育健身场所，满足不同层次的体育健身消费需求；积极引导和鼓励大众化体育健身产品的开发，使城市居民家庭拥有体育健身器材的数量明显增加。
　　（五）进一步理顺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群众体育法制建设步伐
　　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到2010年，初步建立起纵向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横向由政府领导，体育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共同推进，社会力量积极投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体育事业管理体制。
　　不断建立和完善群众体育法规制度体系，加快群众体育法制化进程，加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问题的立法。制定、施行《全民健身条例》。
　　四、主要措施
　　（一）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机构，加强对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领导
　　1、按照《纲要》确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府与行业、系统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领导协调机构，发挥其领导协调作用。
　　2、进一步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其领导责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各项工作。
　　3、进一步明确各行政部门、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其他群众组织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中的责任，形成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方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改革体育经费支出结构，增加对群众体育的投入
　　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改革体育事业经费支出结构，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加大公共财政对群众体育的投入力度，保证群众体育事业费增长幅度不低于体育事业经费增长幅度。
　　2、加强对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事业的比例和额度监督检查，保证体育彩票公益金的60%足额用于全民健身事业。
　　3、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
　　（三）扩大群众体育设施规模，加快群众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
　　1、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在具备一定条件、尚没有体育场地的行政村，扶持、资助建设适应农民需求和当地特点的公益性体育场地设施，改善以村为主体的农村基层体育设施条件。
　　2、采取新建、改建、开放、开办、合办等多种途径，为广大群众提供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重点建设经济、实用的中、小型公益性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
　　3、继续抓好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国家体育总局继续使用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重点向中西部倾斜，加强维护和更新工作；“雪炭工程”每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助建设一批经济实用的公益性中小型体育场馆；做好“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全民健身活动基地”的命名和资助工作。各地体育彩票公益金也要加大对公益性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4、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配合，研究促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政策措施，努力解决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问题，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
　　（四）加强基层体育活动站（中心）建设，提高基层体育服务能力
　　1、重点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建设规范的体育活动站（中心）。
　　2、制定基层体育活动站（中心）服务标准，开展评比活动，推动体育活动站（中心）建设规范化。
　　3、加强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建设和管理，继续开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俱乐部创建工作，不断提高创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4、改革体育行政部门所属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职能，使其都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建立不同类型的体育健身组织，开设晨练、晚练点，使公共体育设施成为群众的体育活动中心、体质测定中心、体育信息中心和体育社会团体的办公中心。
　　5、配合工商、园林等部门，扶持、引导依托体育设施及广场、公园等建立不同类型的体育健身组织、晨练、晚练点等；积极配合文化、教育、科协等部门，利用文化馆（站）、学校体育设施等共建文化体育活动站（中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与卫生防疫部门合作，建立居民体质测定点。有条件的体育指导站（中心）要开展居民日常体质测定活动。
　　（五）加强基层体育社会团体和群众体育骨干队伍建设
　　1、加强对各类体育社会团体的指导，在人员、办公条件和活动经费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使其成为有组织章程，有专人负责，有办公地点，有活动经费，常年有特色活动的体育社会团体。
　　2、统筹规划，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制度，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组织能力、指导水平和工作效率。在营利性健身场所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标准。
　　3、充分发挥农村体育教师在农村群众体育活动中的骨干作用，与教育部门联合表彰为农村群众体育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村体育教师。
　　4、每年举办基层群体干部培训班，不断提高基层群众体育干部队伍素质。
　　（六）积极倡导科学文明的体育健身活动，让体育走进小康生活
　　1、继续组织和开展以青少年为重点的“五个亿万人群”健身活动、体育进社区活动和全民健身周活动，积极推广适合不同人群的体育健身项目，使各项活动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积极倡导和推广公园体育、广场体育、街头体育、家庭体育和节假日体育等活动形式，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
　　3、拓宽基层体育健身信息服务渠道，向城乡居民提供科学的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手段，提供方便群众查询的体育健身场所、体育活动组织、体育活动内容等信息。整理和创编有地方特色、科学健康的体育健身方法。
　　4、加强青少年和儿童体育。公共体育设施要落实对青少年和儿童开放的优惠措施。探索建设一批适合青少年儿童开展课余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体育场所。
　　5、重视老年人体育工作。普及推广适合老年人开展的健身项目，扩大老年人体育人口，力争到201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50%，城市占70%；发展老年人体育组织网络，到2010年，争取城乡基层老年体协达到80%。
　　6、发展非奥运项目和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对非奥运项目和新兴的健身休闲体育项目的研究和推广；做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和创新工作，倡导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办好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7、切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体育健身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活动场地，定期组织开展适合他们特点的健身活动。
　　8、办好全国体育大会和其他群众性综合运动会，积极探索大型群体活动规律，发挥其综合效益，推动群众体育活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
　　（七）加强群众体育科学研究和宣传，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1、完成社会体育督导、学校体育设施开放、青少年体育等方面法规制度的制定；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侵占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行为。
　　2、充分发挥体育院校（系）和体育科研机构在群众体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开展群众体育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群众体育学术团体。
　　3、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群众体育的要求，研究制定“小康体育”指标体系。
　　4、做好第三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工作，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群众体育现状、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5、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对全民健身知识和法规制度的宣传，调动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到201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既是《纲要》确定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有强烈的目标意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检查、总结《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一阶段计划完成情况，努力完成《纲要》所确定的2010年奋斗目标。
　　（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民健身体系建设的重点在基层，关键是提供“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的工作观念，把群众体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区、乡镇、学校，转移到为广大人民群众体育健身办实事上来，努力改善群众身边的体育活动条件，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服务体系。
　　（三）要在突出青少年体育以学校为重点的同时，加强对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引导；在突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的同时，不断向乡村延伸；在突出城市体育以社区为重点的同时，不断加大职工体育工作力度。
　　（四）未来五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将更多地用于资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各地体育行政部门也要把支持、扶持的重点由省会城市、大中城市向小城市转移；由城市社区、县城向乡村转移，使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地享受基本的体育服务，公平地享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体育成果。
　　（五）以各级体育总会为龙头，以单项运动协会和人群体育协会为主线，以体育俱乐部和区域站点为基础，以学校、社区、乡镇为重点，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形成纵横交错，覆盖面广，包容量大，网络化的群众体育组织框架。
　　（六）开展群众体育活动，要坚持大型与小型结合，以小型为主；集中与分散结合，以分散为主；临时性与经常性结合，以经常性为主的原则；坚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经常化、普遍化、社会化、科学化、制度化、多样化；体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民族性、传统性、趣味性和健身性。
　　重点抓好“品牌”体育活动、特色体育活动、广场和公园体育活动、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
　　（七）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各系统、各行业，要在当地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结合本地区实际，根据实施计划的基本要求，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对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问题的探讨

商平度


目前，一些法院出于最大化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在确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时，不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的限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违背了在司法裁判中法律适用的原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而且使得交强险业务无法实现长久良性运转，有损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交强险法律制度的实务内涵
　　《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交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交强险条例，对交强险制度从投保、赔偿到监管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其中，交强险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同年6月19日，中国保监会批复明确了在全国统一适用的交强险条款和费率，审批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自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进入全面正式运行阶段。交强险制度运行近两年后，2007年12月14日，中国保监会进行了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2008年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责任限额、费率水平进行“双调整”，确定了费率调整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内容如下：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规定从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中国保险协会同时对交强险条款的责任限额进行了同步修改，上述基础费率、责任限额和交强险条款构成了目前我国交强险业务中实际运行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一些法院之所以不区分无责与有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认为交强险第23条虽然对此有规定，但保监会并未会同交强险条例要求的有关部门制定责任限额，认为是保监会单独进行的责任限额公告，不能在审判中适用，也不能援引。这是对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保障功能缺乏全面认识。交强险作为一项全国适用的社会保障的强制公共政策，其交强险基础费率、交强险条款、责任限额都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这种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要求，不允许个别地方进行随意变更；按照交强险条例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要求，保监会及有关部门在保险费率、保险条款和责任限额的确定上是整体化考虑设定的，并且要求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并对其进行审核公开。保监会在审批基础费率时，是只考虑交强险业务的成本因素，不设定预期利润率，即费率中不含利润。这样的考虑有利于降低费率水平，有利于广大投保人。交强险条例第23条之所以规定实行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是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有利于减低赔付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费率水平。而无责情况下的分项责任限额，一方面是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无论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均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公平性原则。交强险的赔偿资金来源于广大投保人的保费，分项责任限额的标准设置不仅关系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此交强险条例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投保人经济承受能力，遵循保险行业的风险统计与精算的业务规律，实行社会效益优先与实行商业化运作相协调的经营模式，制定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强制保险分项责任限额。而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对上述内容，在交强险条例发布时，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负责人就交强险条例答记者问中均有明确阐述。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保险具有法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保监会按照该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与制定的交强险费率、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费率奖惩调整和交强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规范，交强险费率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整体。
　　三、责任限额立法本意的梳理界定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是裁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认识。因此，依法确定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是统一认识的关键。因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在道交法、交强险条例不同条文中出现，需要对有关条文进行文本含义的梳理分析。一是道交法中的规定。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上述两个法条中的责任限额分别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和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因此，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内涵尚不能唯一确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二是国务院依据道交法第十七条的授权，所颁布交强险条例中的规定。第21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与道交法第76条规定一致；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也是抢救费用。但对于抢救费用这一法律概念，在交强险条例第五章附则中进行了解释，第42条规定：“……(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此得出，道交法75条中的抢救费用对应的责任限额范围应当是医疗费。如上所述，交强险条例第23条是对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分项责任限额，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保险人有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有责分项责任限额；另一种是被保险人在无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分项责任限额。对于如何划定被保险人有责与无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范围，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因此，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中的责任限额都是指分项责任限额。对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修正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社会上对第76条的误读明确指出，强制保险在三者险的范围内不是不认过错全部赔偿，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赔，什么情况下不赔，关键词是“责任限额”，是“责任”加“限额”，是讲责任的，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赔偿，怎么赔，责任怎么定，限额怎么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对于责任限额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当以交强险条例的条款文本含义为标准。只有按照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理事故赔偿问题，才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关键。
　　四、不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后果分析
　　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使得不盈利不亏损的交强险运行原则落空。如果保监会为维持该项保险业务的整体不盈不亏，势必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这对于广大没有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将是一种极大地不公平。而且，国家频繁调整费率也会导致交强险制度的不稳定。从个案看，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却不是依法保护。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受害人和人身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项目，如果不按照法定的分项赔偿限额，可能导致受害人最需保障的相关项目得不到适度赔偿，导致相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冲突与失衡。举例来说，如果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受害人，财产损失3万元的话，保险公司就要赔偿3万元，而不是有责情况下的分项限额财产损失的2千元；如果有两个受害人，一个在事故中财产损失是10万元，而另外一个受害人是伤亡的情况，涉及的赔偿金也是10万元，按照不分项赔偿的话，两者是同等保护，在12.2万元的总额内，只能是各得赔偿6.1万元。这显然与交强险重点保障人身伤亡的制度安排相悖，对于伤亡的受害人是不会答应的，法官最终可能被迫回调到分项限额赔偿，让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赔偿2千元，使伤亡的受害人得到12万元；如果在司法中出现不分项和分项责任限额并存的情形，那么法官的裁判随意性也将无法控制。从目前交强险费率水平与责任限额保障能力看，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保人的经济承受条件所限的基本保障。以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只能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适度赔偿，但这种适度赔偿是区分保障重点的适度赔偿，不可能完全满足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障，尚需要投保人在交强险之外，对机动车另投商业险予以补充，或者事故侵权人自身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是通过随意加大保险人的法定保险责任，来追求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五、保监会公告、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保监会的《公告》中，已经讲明是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这与法定的交强险条款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保监会单方就责任限额进行了《公告》，认为保监会仅仅是出于行业利益的保护，所审批的交强险条款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对受害人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是一种机械片面的错误认识，这是对保监会的法定职责和交强险条款效力的误读。保监会的法定职责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着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不是保险行业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认为保监会的《公告》无效的话，应当由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查，并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予以纠正，但目前并未撤销，而且在保险实务中一直在运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区分有责无则的责任限额总额12.2万元是《公告》规定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人为相加，如果《公告》无效的话，这种人为相加的12.2万元总额也就没有了出处。作为司法机关不能认为公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责任限额在交强险条款和交强险保单中，交强险的各分项赔偿限额都是分项予以载明的，并无交强险总责任限额的规定。责任限额总额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将有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人为相加得出的总责任限额不能与交强险费率、交强险条款相互对应，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中，财产损失的风险概率是高于人身伤亡的风险概率的，照此赔偿的话，保险公司对此就要用交强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分项限额优先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制度安排，直接危及交强险制度的正常实施。这种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做法，使得交强险条例有关规定被人为规避，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介入了行政立法规制的范畴，是在复杂的保险业务领域创设规则，破坏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定的完整性，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对于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交强险条例第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第38条中规定，保险公司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或吊销许可证。由此可见，交强险条款属于法定险的法定条款，是保监会审批后发布全国的，任何人都不得变更，它突破了传统的保险契约自由约定原则，不同于保险法所规范的商业保险。如果认为交强险条款是损害了受害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通过对第三者伤亡时的约定，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定赔偿义务进行了“缩水”,是对交强险条款的制定主体的法定性和法律效力缺乏正确认识。另外，交强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定免责事项，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事项说明义务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而不适用法定条款的法定免责事项。因此，不能简单的将交强险条款认为是保险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对保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六、对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交强险条例相对于道交法虽然是下位法，但交强险条例是道交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属于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首先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范。道交法作为上位法，是通过其中的授权条款将其责任限额这一原则性规范在交强险条例中进行了具体规定。如果以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原则性表述认为就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责任限额总额，等于否定了交强险条例中的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的文本含义。在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中，在原则规范与具体规范不存在冲突或具体规范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直接从上位法原则性规范中确定赔偿责任限额含义的做法，属于随意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应当首先寻找具体法律调整规范的原则。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在道交法中有原则性规定，又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社会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新型的强制保险业务，应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了解保监会监督管理职能和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综上，交强险业务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保监会依据授权对交强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需要，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七、对最高法有关批复的理解问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关于交强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时，审委会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即“财产损失”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物等财产损毁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狭义的财产损失，故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针对该重大分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作出了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的答复（〔2009〕民立他字第4号）。该批复确认了交强险条例第22条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即医疗费用限额。因此，该批复是遵守了交强险条例第23条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
　　此外，对于保险公司在抢救阶段与诉讼阶段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的以最高法主张在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为据，认为最高法是将交强险条例第22条保险公司的垫付责任变成了赔偿责任，是对交强险条例规定的突破。这是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最高法主张的误读。在抢救阶段，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与垫付抢救费用，是因为抢救生命的特殊情形和事故责任尚未依法认定所决定的，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抢救对象，是参加交强险、享受保险责任的受害人，并且抢救费用的支付或垫付以医疗费用限额为限，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后，一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而在诉讼阶段，不存在或已经脱离了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事故责任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被告，只要符合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公司承担的就是赔偿责任。因此，不可把保险公司在抢救期间与诉讼期间的责任性质混为一谈。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